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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问体制机制建设——为什么我们难以加快创新的步伐?
发布时间:2019-08-01 13:29:06   浏览次数:1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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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问体制机制建设——为什么我们难以加快创新的步伐?

当前,温州正处于一个非进即退的抉择关口。如何突破路径依赖,先行先试再创发展优势,是一道摆在全市人民面前的发展命题,也是温州在新时期实现大发展、大跨越必须迎接的挑战。“求木之长者,必固其根本;欲流之远者,必浚其泉源。”从根本上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,归根到底要靠制度、靠体制机制创新。——题记

本报记者 叶小静

见习记者 华晓露

历史的巨轮驶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。

全国各地都在加快转型发展,探索科学发展的新路径,温州,这座曾以体制机制创新闻名全国的城市,还有多少优势?

当经济发展不能提速,产业转型不能顺利,行政效能不能提高时,我们必须深刻反思:问题的症结在哪里?要如何再创发展优势?

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张仁寿教授说,温州一直是被当作榜样来学习,好话听多了,就缺少压力和动力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,温州模式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,是作为“公共产品”的“制度供给”不足问题,换言之,是制度创新陷于式微。

随着先发优势的弱化,许多体制的弊病逐渐显露,比如说城市管理不细、机关效能不高、基础建设不快、平台搭建不好……我们不禁要问:为什么不改革?

有人说,体制机制创新是最难的。那么,究竟难在哪里?

要破解发展的难题,首先要破除所有不适应发展的僵化的体制机制。难“破”,源于原有的既得利益不想被分割

《温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-2020》提出了温州远景发展目标,其中提出,要在城市的管理和运营方面成为国内的典范,创造“新的温州模式”。

然而,对照温州目前的管理水平,差距十分明显。

今年1月,鹿城区绣山街道龙沈村一处面积达500多平方米的违章建筑再次被拆除。两年来,这片简易棚屋已被强制拆除过7次。

市区百里路正式投用已经5年,但两旁的绿化带无人接管,得不到专业的维护。同样的原因,东明路树穴废弃、荷花路枯树“站岗”。

为什么拆违容易却违建屡屡回潮?为什么绿树好种却难以成荫?为什么道路迟迟不能畅通?为什么停车乱收费整治效果难巩固……一连串的问题,质疑着我们的城市管理水平。更让人深思的是,面对这一系列不尽如人意的结果,每一个相关部门似乎都在职责范围以内尽力了,都有着“不关己任”的理由。那么,问题到底出在哪里?

“管理体制不顺,职权没有下放是重要原因。”市政府副秘书长冯鸣分析,目前我市城市建设、管理高度集中,由市里统一决策、筹资、管理、执法,区里主要是配合,基层积极性没有很好地调动起来。

不能否认,这种以条为主、高度集中的城建管理体制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,但随着城市扩大,现在已经产生了不适应发展的弊端。市级机构越来越庞大,实际工作中却很难“面面俱到”;区里、乡镇街道虽然看到问题,但无权过问,索性听之任之。针对经常出现“看到的管不了,能管的看不到”的现象,许多人大代表曾呼吁,城市管理要中心下移,职权下放!

然而,改革的举措迟迟没有出台。如果说是因为缺乏先进的经验,不如说这里牵涉到太多的人和事,还有利益分配。有领导干部感叹,说改革容易,真改到谁头上谁都不愿意。确实,利益的再分配是体制改革中的一大难点,而这,也正是改革能否推进的关键。

让我们看一看深圳。去年,深圳对政府机构和职能进行了大幅度的“退、转、减、合”,共减少15个政府部门,精简幅度达到了三分之一,取消、调整近三分之一的行政审批事项。媒体评价此次机构改革“石破天惊”,不仅是“瘦身”,更是“健身”,“砍掉了内耗,砍出了效率”,从此“轻装上阵”。

要先人一步抓住发展机遇,必须要先行先试,铺设好利于发展的体制轨道。而难“立”,就因为很多时候新路不敢试

2006年,合肥市宣布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“十一五”期间,全市将通过财政在基础设施上投入450亿元。然而,2005年,合肥市财政收入尚不足60亿元。那么,合肥的钱从哪里来?

2006年初,合肥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。成立投融资管理委员会,对全市投融资工作进行统一管理,打开了过去项目单位单独融资困难的局面,逐步建立起财政投入、资源整合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,借、用、还一体化,决策、执行、监督相分离。目前已筹集资金358.46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,其中金融市场融资244.21亿元,占资金总量的68.13%。有了资金的保障,该市在短短的几年间便完成大建设工程542项。

而资金短缺,一直是温州城市建设遭遇的难题。因为钱没到位,许多工程开不了工,工期一拖再拖,城市建设进展速度缓慢。“光靠财政投入显然是不够的”,在冯鸣看来,破解这个难题,必须要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,实行政府主导、政企分开,发动社会参与。

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,温州民间资本高达6000亿,每年并以14%的速度快速增长,固定资产高达1.2万亿。如此庞大的温商资金,为何长期游走于民间,缺乏有效地整合利用?“新36条”确立了“非禁准入”的思路,鼓励和保障民间资本顺畅地进入基础设施建设、金融服务、社会事业等领域,为什么温州民资还迟迟没有举动?

“首先政府要拿出项目,否则民资进入无门。” 浙江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、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董事长黄伟建认为,温州民资是非常踊跃的,现在是找项目抢项目的时代,仅他手头登记的需要投资的民资就达120多亿元。要使民资聚得起、留得住、深得下,政府一定要突破常规,敢于创新,拿出合适的项目和合理的回报方案。

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院长陈工孟认为,雄厚的民间资本是温州发展的一大新优势。他多次建议,市政府要积极引导温州的民间资本进入专业化、规范化、国际化的投资运作渠道。

“温州不是没钱,但温州又很缺钱,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,大量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。”市委党校副教授蒋儒标认为,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融资平台没有建好。这不是按章办事就可以完成的,这是一条需要探索的新路,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想不想走,敢不敢闯!

加快转型发展中,相关政策文件出台了,但仍然“转而不快”。为什么政策难“用”?其根本原因在于,创新体制机制缺乏科学性、系统性

当前的温州,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,转型升级刻不容缓。产业要转型,政府要转型,社会要转型!但为什么做起来总是“转而不快”,还时时被转型的“阵痛”困扰着?在谈及我市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的原因时,市科技局局长王北铰说,主要就在于理念上缺乏高度。科技创新不仅仅是资金投入的问题,还有规划布局、土地配置、人才计划等一系列问题,这都需要领导用长远的眼光,进行通盘考虑,从而制定规范完备的政策。

在深圳,2005年到2009年,短短4年时间,就出台了50多个鼓励创新的政策、法规。2006年4月,深圳市18个部门整体推出20项配套政策,为自主创新型企业和科研机构建立了“绿色通道”。就是在政府的“有形之手”助推下,曾经是科技“不毛之地”的深圳,成为创新型企业的“梦工厂”,专业技术人员近百万人,涌现出华为、中兴、腾讯、比亚迪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,高新技术产品年产值超过8500亿元。按照企业的评价,深圳政府的“首功”在于打破僵化体制、机制对于创新行为的障碍,及时建立起扶持创新的较为完备的政策体系。

如果说打破僵化体制需要的是巨大的勇气和果敢的魄力,那么,建立完备政策体系需要的是长远的眼光和战略的规划。

“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遇到问题,不是靠系统的政策去引导,还是靠领导干部‘拍脑袋’去解决,这非常不利于长远的发展。”蒋儒标认为,在早期市场经济发育水平较低的前提下,决策的流程和环境比较简单,主要靠胆识和机遇,但随着市场和社会成熟,政府必须转型,不能不作为,也不能乱作为。要以长远的眼光去考虑问题,制定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。不能只是盯着眼前的问题,“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”;否则,眼前这个问题解决了,不久类似的问题又会冒出来,可能还会留下更多的“后遗症”。

此外,在体制机制执行落实过程中,我们依然会看到上热下冷现象:上面政策出台,下面漠不关心,贯彻不力。如此上下“两张皮”,也会使得许多政策流于形式,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